《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評介(上)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2005，江蘇人民出版社)，420頁
＊課程：中國社會史書評(2006)

一、

高彥頤試圖以社會性別的眼光來分析明末清初，也就是十五到十六世紀間江南的才女文化。她注意到在當時的江南地區，傳統中國牢不可破的二元性別論—男女有別，似乎產生了動搖，甚至可以說形成一種全新的闡釋，而這樣的動搖是跟當時晚明大環境的變動息息相關的。

高彥頤所謂的「才女」，指的是實際上有不少作品傳世的女性，相對於過去中國女性作品的稀少，這段時期出現的大量作品其實是當時大環境下的產物。首先她揭示了晚明商業文化的活力。十五到十六世紀時的江南社會可以說大量受貨幣流行的影響，過去固定的、個體的經濟網絡減少，流動性質比較強的雇工人成了經濟生產的主體，許多的平民離開家鄉，追求新的社會和身體流動機會，在上層社會，也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在這個前提之下，晚明的社會秩序本質上是一種流動性的「浮世」，高彥頤使用「浮世」這樣的概念，除了表示空間流動性高的社會特性外，其實也暗示了既有界線的游移現象。


二、

「浮世」現象的表徵之一便是女性作者和讀者的大量湧現，女性作者和讀者的大量湧現最主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女性教育的普及，但此表徵出現的背後其實蘊含了更深的涵義，它暗示了當時商業文化發達、印刷技術的進步與中國文人生活私人化的現象，對商業取向的坊刻和書商而言，女性作者的作品或以女性為預設讀者的作品之所以有出版的價值，正代表當時社會對這樣的社會現象非但不以為異，且十分歡迎、流行，這種流行在家刻女性作品中更可以看出，做為女性才氣的展現，家族內才女的作品集成為了名族的重要文化資產之一。

而這種風氣促成了晚明社會的對四德的重新闡釋。婦女可能依然從父、從夫、從子，依其家中的男性而獲得地位，造成同一性別內的階層分化，但是在上層菁英階級中，逐漸流行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重新解釋；「四德」的說法最早是儒家傳統經典《禮記》所提出的，再經班昭的論述後，風行於往後的世世代代，班昭認為四德是：「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但在晚明的社會中，所謂的「才女」，是容、性、才、情種種德性兼備的女性，和傳統的講求清順貞靜的婦德截然不同，她們不但才華洋溢，而且擁有高度的能見度及活動空間。

高彥頤特別舉出的「晚明情迷現象」，在我看來也可以做為「婦德的再闡釋」的旁證。她指出《牡丹亭》成為當時士人士女間家喻戶曉的小說，杜麗娘不只容貌過人、飽讀詩書，而且還具有一手巧藝，她勇於追求愛情的形象深植人心，讓許多士女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在杜麗娘身上，形成當時「情迷」現象的重要象徵；另一個流行的形象便是小青，小青一樣生得沉魚落雁，又才華過人，只是她沒有像杜麗娘一樣獲得永恒的愛情；但這兩種形象的流行便可看出晚明女性的自我投射，已經悖離傳統「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或「專心紡績，不好戲笑」兩種典型，為了緣飾這種悖離，晚明社會對婦德進行了再闡釋，將「才」包含進「德」的範疇之中，透過調整傳統儒家的價值體系，而為晚明女性拓展了嶄新的生活模式。

這樣子的生活模式體現在女性交際空間的形成之中，晚明的上層社會的女性並不是鎖在深閨當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她們縱然裏著小腳，但仍可能出外旅遊，甚至謀生，「閨塾師」便是一種流動的婦女人口，憑著自己豐富的學養，踏出家門，周遊在豪門閨房之中傳授課業；即使主要以家庭為其活動空間，她們也可能藉著其父親、兄弟及丈夫的仲介，以詩文為媒介，與其他家庭的女性「神交」，這種現象也是才女做為家族文化資產所衍生的額外利益；高彥頤認為晚明上層女性的交際圈有三種結社方式，她將之命名為「家居式」、「交際式」及「公眾式」，其中心紐帶便是母女閨門教育，透過母、女之間縱向傳遞，而將橫向的親族聯結，使不同家族的女性漸漸交結成一個社交網絡；換言之，當時家門之內的女性，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被排擠在公領域之外，但是她們卻在家內營造了屬於她們自己的私人空間。相對於良家婦女有限的社會活動空間，名妓是活躍於男人的公領域之中的，尤其是晚明的名妓受到當時社會風尚的影響，享有很特殊的地位，她們甚至是官夫人樂於結交的對象，但是高彥頤認為晚明名妓在享受「自由」的同時，也是依附男人最深重的女性，她們的社會空間是牢牢實實的和男性牽絆在一起的。
--------------

BY旨彥(彥慈)
200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