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評介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1944, 中華書局重印，2003）

＊2006/03/16第四週國史大綱讀書會專書報告

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主要分析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徵，並分析中國法律內涵的演變，以下將重新更動章節次序，按時代演進來說明中國法律內涵的轉變。

本書第六章為<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所使用的材料為西漢及之前儒家與法家的著作。瞿同祖認為儒家和法家都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但手段及對社會秩序的看法不同。儒家反對社會整齊平一，以「禮」來達成「倫常有別」的社會秩序，講求「德化」；但法家卻欲以「法」一以看待全國人民，著重于「同」的概念，以「刑」來達到止奸息惡的目的；但西漢以後，儒法之爭漸息，在漢儒之中，甚至普遍看到「以刑輔教」的政治見解，不但法典的內容為「禮」的思想所摻入，審判決獄的基準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而附錄所討論的<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則是對西漢以後的法律進程做更進一步的闡明，因此所使用的史料主要為《史記》及以後魏晉南北朝各朝史書。瞿同祖認為秦漢的法律純為法家思想，但到了漢代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已開其端，儒家有系統的修改法律則自曹魏始，而在北朝完成，這個過程陳寅恪先生亦有所闡發，曹魏始以「八議」入律，晉代又開創依「服制」定罪之新例，北魏又加以「留養」及「官當」的條例，北齊律又加入「十惡」之條，而使中國法律一步步儒家化，內涵已不同於秦漢時的法律原貌。

回歸第一到第四章，即在討論唐、宋以降至於明清，中國法律的特殊要素，而這些要素無一不出自儒家的概念：<家族>、<婚姻>及<階級>，文中大量使用個案、判例與刑法書為討論史料。中國法律最明顯的就是家族主義，以五服親疏為等差加重或減輕治罪，家族主義另一種表現便是族長對族人身體權、財產權的控制力。第三章及第四章所討論的<階級>，則是中國法律中另一個重要的元素，判刑時考量雙方階級高下而有所減輕或加重，根據梁老的解釋，這種階級主義的判刑是相對的，也就是說自由民也可能兼有佃戶的身份，而判刑時就得依據兩造之間的相對階級關係，來決定判刑的輕重。第二章的<婚姻>則是家族結盟的重要方式，傳統上有許多的禁忌存在，但百姓實際生活上卻不見得會遵守，法律也是睜隻眼、閉隻眼。而婦女在傳統儒家的觀念之下，在家族、階級之外，又可能因為婚姻關係而處於判刑不平等的情況下，在法律上夫尊妻卑、妻尊妾卑，出嫁後的女性對本家的服制會降低，服制的改變也會影響判刑，而婚姻關係的解除則有七出、義絕或是協離等三種方法。在第一到四章，我們會發現法律上的倫理道德觀在明代大為加強，而清代又承之，有關處刑都比唐、宋來得重，有時甚為無理，唯一合理的開脫方法，只有透過聖旨來減輕刑罰，顯示皇權凌駕於法律之上。

第五章談<巫術與宗教>，這一章自外於「中國法律內涵的轉變」這一主題，而談巫術宗教與法律功能之間的關係，中國的法律雖不是以神力來維持效用，但地方官常常用「神判」的手法來驗罪，在審判時會以「福報」和「刑忌」為原則，而巫蠱向為大罪，歷朝不變，不但處刑極重，且往往帶有「儀式制裁」的手法。

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瞿同祖著重的不是細微繁瑣的差異，而是整體的精神內涵變化及法律條文與其實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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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黃旨彥(彥慈) on 2006/5/4

補2006/03/16第四週讀書會專書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