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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至遲在荷馬史詩的時代就已經建立，之後廣為各種作品的母題，現在留存的史料中至少也有二十多位作者曾在作品中描述過亞馬遜女戰士，這些作品種類繁多，包含史詩、頌詩、劇本、演說詞、歷史、地理志等等。除了文獻之外，希臘出土許多的陶瓶、陶罐上都繪有當時流行的傳奇故事，亞馬遜女戰士也是常常使用的藝術母題，留存的器物繪畫少說也有上百幅，包含紅底陶器(black-figure vases)、黑底陶器(red-figure vases)、雕刻、建築等等。五花八門的文獻與圖像類型說明亞馬遜女戰士的傳奇廣為時人所知，無論他們是否相信亞馬遜女戰士是真實存在的部族，當時的人們都清楚地知曉這個亦男亦女的形象。
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雖然在古代期就出現了，但真正廣為流傳是古典期的事，古典期的作家主要描述的故事是亞馬遜女王希波呂忒(Hippolyte)與海克力斯(Heracles)及忒修斯(Theseus)這兩種版本，故事中強調的是亞馬遜女戰士異於常人的英勇，以及英雄如何以其無匹的本領來取得勝利，完成任務。這時期主要的文獻類型是史詩與戲劇，荷馬史詩被認為經過長期口傳流布，真實的歷史與荒誕不經的傳說互相夾雜，但這一點對當時的希臘人而言是沒有分別的，當時的人民對荷馬史詩都耳熟能詳，在很多媒材上都利用荷馬史詩為原型，進一步加以改編、創造，許多古希臘藝術母題即來自荷馬史詩，戲劇更處處可見荷馬史詩的影子。悲劇雖是劇作家個人情志的表現，但是悲劇的流行程度，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文本確實能代表當時人民內心的掙扎、矛盾與想法，因此才能引起大眾共鳴而廣受歡迎。因此這兩種文獻類型，對於我們了解希臘人最初認為亞馬遜女戰士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有極佳的參考價值。
古典期末期的演說家，如Demosthenes或Lysias，開始利用忒修斯率領希臘人抵禦亞馬遜女戰士的攻城行動來鼓舞雅典人民，這些演說家藉著強調亞馬遜人和雅典人的不同，來使雅典人以自身的文明自豪，換言之，他們「建構」了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明確說明她們的武器與裝備，並與雅典人做出區分。前面已經提及，這些政治演說家發表演說的場合是在國殤典禮上，由國家為陣亡的將士舉行公祭，由政治人物發表演說，要說服大眾了解希臘的偉大與將士犧牲的價值，在這樣的文獻中提及亞馬遜女戰士，正代表著亞馬遜女戰士廣為大眾所熟悉，並且藉著將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野蠻化，有效地凝聚雅典人民對城邦的向心力，這種演說詞的煽動力尤其不可小覷，我們甚至可以將其視為一個重要的形象轉折點，社會大眾對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認識自此改觀。
但真正將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建構完成是在後古典期的時代，也就是西元前2世紀到西元2世紀，以Diodorus Siculus，Pausanias與Strabo為代表作家。Pausanias基本上將早期流傳的故事內容整合成一連串的故事，Diodorus Siculus及Strabo則吸收希羅多德的描述，將亞馬遜人的風俗描寫的淋漓盡致。Strabo特別指出傳統看法認為亞馬遜人是由純女性組成的社會群體相當不合理，因此在他的描述中，除了女性之外，相對地呈現了男性的生活面貌，反映了亞馬遜女戰士的傳說中性別倒置的特色。Diodorus Siculus雖然是史學家，但卻以剪貼前人之作聞名，這個名聲雖然讓他的作品水準降低，但其作品描寫亞馬遜女戰士之詳盡，卻間接地告訴我們當時亞馬遜女戰士的傳奇絕對不只是在少數人中流傳，她們的形象是當時希臘上至政治家，下至工藝家的自由民，都耳熟能詳的故事，因此才會有這麼多樣的媒材與文獻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同樣的母題呈現，他才得以大量拼合在其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