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研究與討論上書評 (2006)
一、
七○年代以前台灣、香港地區有關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比較突出集中在制度、社會、史學、思想與文學等方面[1]，而日本地區則側重中古門第貴族及農民的性質與域外交流的部分[2]。總的來說，早期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有兩大主線，一條是思想史的研究，探討魏晉時期盛行的玄學、清談與佛學，另一條則是現實政治環境的研究，包括了政治集團的消長、選舉與任官制度，以及士族在政治與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互動，其間涉及了階級、權力等等議題，而在這些主題之中，女性的身影卻相當地模糊。勉強要說的話，女性主要以兩種類型呈現，其一是女性文學家的研究，高度集中在蔡琰這位能見度比較高的才女身上，但是焦點基本上集中在蔡琰做為女性文學家，其作品與生命經驗的關聯，以及作品本身的價值，嚴格說來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另一種則以傳記形式呈現，側重描寫北朝特殊女性政治人物的作為與生平，強調的是人物的特殊性，但對特殊人物浮現的背景著墨較少，很少將人物重新置回歷史本身的脈絡之中來探討，並沒有形成婦女史研究的氛圍或基石。
自七○年代所謂自然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理論出現後，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有力武器，力求破除「生理決定論」所導致的「性別分工」，歷史學家也在一波波婦運的影響下，開始著力於婦女史的研究。最初的努力集中在探討男性長期支配體系的形成與婦女備受壓抑的生活狀態上，以提升「婦女能見度」(Women’s Visibility)並探討兩性權力對話為目標，也就是高彥頤口中的「五四婦女史觀」，最徹底的代表就是陳東原所寫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在他看來，中國婦女史無異於一部「受壓迫的歷史」。
隨著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出現，婦女史有了新的發展，透過局部有限的經驗試圖「再現」(representation)歷史真實的方法，處理了「現代化中的女性」與「性別論述的架構」等問題；新文化史更加開拓了婦女史的視野，身體史與物質文化史的介入，女性的身體、活動空間以及女性自覺與主體性都成為歷史論述的焦點之一，若干女性漢學家更大聲疾呼要揚棄五四以來的傳統婦女觀，致力於重建在傳統男性支配體系下活動的女性面貌。
西方漢學界的婦女史流風所及[3]，也導致國內的研究變化。回到魏晉南北朝來看，婚姻與賢媛成為熱門話題，只是在傳統婚姻網絡的整理及婚宦對南北士族政治的影響外，劉增貴先生對妾的討論才算是比較新鮮的議題；賢媛觀念也有多本作品探討，多半是《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分類，這類作品大多流於簡單，只有梅家玲先生的<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女性>[4]令人驚豔，而其他作品關於女德思想的論述，卻偏於文本的探討，不但沒有將文本還原在歷史脈絡中理解，也忽略觀念與實踐之間的互動。
儘管如此，魏晉南北朝婦女史還是在前輩的努力之下，日漸開拓出新穎而有趣的領域。蔡幸娟先生集中在北朝婦女史，探索傳統男性支配的政治領域中，北朝女性是如何在政治中大放異彩，形成下開武后統治基礎的「女主政治」，另外也將制度史研究加以「性別化」，著眼於北朝的女官制度研究；李貞德先生不但以北朝公主的刑案延伸討論女性的法律地位與女主介入所造成的波動，也在女性醫學史與身體史上多有建樹，開展了一系列婦科研究。但是魏晉南北朝婦女史的研究仍然有許多未開發的處女地值得發展，而鄭雅如先生的《情感與制度：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就是一個相當優秀的嘗試。
二、
如同作者在第一章<緒論：從東晉于氏上表談起>所表明的，她的研究興趣起於《通典》的一則記載<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這篇史料很少見的留存下女性自己的聲音。東晉時的于氏為賀喬之妻子，卻一直沒有孩子，婆婆與二伯賀群同情她，因而將二伯的孩子交給于氏扶養，但是賀喬的妾卻為賀喬產下一子，在于氏上表的前一年，賀率應生母陶氏要求還歸本宗，「少訖心力，老而見棄」的于氏悲憤之下，上表向朝廷陳情。
為了探討這宗史料，作者借用Adrienne Rich的研究取徑[5]，將母親角色區分為「經驗」與「制度」，探討女性本身做為母親的身、心經驗與父權社會所架構的母職制度，這種研究方法其實是對過去歷史學者母職研究的一種整合，作者指出過去的母職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經驗取徑」與「制度取徑」，但是兩者之間往往是矛盾、衝突的，制度取徑的母職研究，凸顯了父權體制下母親地位的低落與壓抑，但是個別母子經驗的互動中，卻又可以看到母親對子女的影響是多麼巨大。
對於制度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作者以Margery Wolf所提出的「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來解釋[6]，Wolf所謂的「子宮家庭」指的是子女以母親為主體的家庭認同，原先雖然是針對臺灣農村婦女的研究，但是卻特別適合用來解釋傳統中國一夫多妻制的大家庭中，各房各支的互動關係。以子宮家庭的觀念來理解母職經驗，並以此觀察母子經驗對傳統母職制度的動搖與修正，透過這樣的研究方法，作者準確地觀察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女性身處在何種男性支配體系之下，又如何有限制地打開自己的活路，在父權架構下覓得一喘息的空間，甚而反過來利用父權架構的框架來營造自己的生活空間，呈現了鮮活的女性生命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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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高明士，《中國史研究指南》(台北：聯經，1990)、高明士，《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年》(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2] 見山根幸夫，《中國史研究入門》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 參考<美國女性史研究動向簡介>祝平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994、<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胡曉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994、“From the Sung to the PRC: An Introduction to Recent English-Language Scholarchip on Women in Chinese History”, Connie Orliski,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及書評”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羅久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
[4]梅家玲, <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女性>, 《婦女與兩性學刊》8, 民86.04
[5] Adrienne Rich, Of Women Bor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6]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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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旨彥(彥慈)
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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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制度》線上原文
http://homepage.ntu.edu.tw/~d90123005/dissert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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